徐大隆:《暗红》是你继《白豆》系列长篇小说之后的一部新作品。为何以“暗红”两字为小说冠名，是否有其特定的含义？

    董立勃:红色，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只是一种颜色。我们太多的记忆都和红色相关。红领巾、红旗、红五星、红灯笼等，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会比红包含的内容更多。为了这个红色，许多人流过太多红红的血。不管血怎样鲜怎样热，只要流出了血管，它就会冷下来，暗下来。过去写小说，书名总是变来变去，只有《暗红》，还没有开始写，就定下来了。暗和红组合在一起，能给人太多的联想。当然，每个人经历不同，联想也会不一样。

    徐大隆:《暗红》故事跨越半个多世纪，从抗日战争持续到改革开放。与你以往的激情写作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把人物多舛的命运表现得更复杂化、人性化，为什么？

    董立勃:以往写小说，多是把历史切开，去写一个断面，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暗红》试图做个突破。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让主人公历经时代风云，表现出人性的复杂。火一样的革命、理想、激情，似乎没有理由让我们经受磨难。但像有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总是在和我们作对。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勇敢，讲义气，并都有些缺点。选择的道路，一开始也都一样，但经历与结局却完全不同。是偶然还是必然，似乎埋藏着一种秘密，让人猜不透。我不想去破解它，也许无情的历史和多样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

    徐大隆:你擅长以西部为背景，勾勒出有地域特色、有风土人情、有悲喜交融的故事，而且多以悲剧结果，《暗红》就是如此。你是否想以此给后人一个警示并在悲剧中产生共鸣？

    董立勃:对这个世界，我的看法，总的来说是悲观的。生活在西部，环境残酷，生存艰难。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极渺小。作家难免写悲剧会多一些。至今我不喜欢喜剧，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写。所以我写的东西，缺少幽默。没有完美的人，当然也不会有完美的小说。缺点，有时就是个性。个性，有时就是局限性。局限性有时恰恰会形成某种特色。

    徐大隆:《暗红》语言质朴，人物鲜活，悬念迭出，爱恨交替。我是花了一个多小时，一口气就把全文看完了。打破了我的阅读纪录。这部作品和你以往创作的《白豆》系列完全是另一种表现手法，你是否想刻意尝试突破自己的创作风格，让笔下的作品更贴近现实？

    董立勃:一直想把埋藏在心头多年的激情和愿望通过《暗红》展示出来。对政治、历史、社会、人性的态度，通过小说得到了反映。写完《暗红》后，竟有一种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感觉。和《白豆》及其他小说比，《暗红》是有较大的不一样。它主人公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主题也不再是爱情，而是兄弟情，是义气。语言也在简洁中，少了些清新柔美，变得坚硬冷峻。

    徐大隆:你是否还有改编电影或电视剧的打算？

    董立勃:当然想改成电视剧和电影。也有影视公司和我联系过，但没有最后定。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和我的关系也不大。我的任务是写小说，小说写出来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徐大隆:《暗红》结尾的部分章节还须商榷，市长的作为有些脸谱化，不是说生活中没有可能，而是不太合乎情理。为剧情周五可以死去，但不能这样个死法。

    董立勃:如果说，这部小说唯一让我不踏实心里发虚的，就是这个结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拿不定主意。我就是想让周五看破红尘自杀。书里边写到了海明威，我认为，海明威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他的死。我对《暗红》的喜欢，超过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