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书是应该放在枕边的，因为它们适合在夜里读，在周围都静下来的时候。

　　现在，我的枕边就有两本他的书，一本叫《灵魂的事》，一本叫《写作的事》。

　　在夜里，听史铁生说“事”，有一种超脱的飘然，灵与肉的分离，感觉到的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及其精神世界的妩媚与澄明。

　　早年读他的小说《奶奶的星星》，写到一群蚂蚁要过火坑，一只一只地过去，肯定都要毙命，于是蚂蚁们抱成团，滚过了火坑，终于“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史铁生大概就是这活过来中的一个，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他的身体残缺了，写作成为一种宿命，与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他向我们这些所谓“健全”的人，伸出了温暖而宽厚的手，绝非是他在向我们乞求什么，恰恰相反，他如一个亲爱的兄长，跟我们推心置腹，娓娓道来，说出他那些隽永的思想；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人为什么要写作？——这个有时叫人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啊！当我意识到自己缺乏写作的天赋时，我也无数遍地问过自己，不写不行吗？写了又有什么用？在这样一个主要以物质财富衡量个人价值的时代，湮灭创作欲望真就那么难？

　　不难，只是割舍不下。当你真的不想僵死在现实里时，当你希望最真诚地表达你曾感觉到、但从未试图向别人表明的东西时，那种所谓“内心的召唤与冲动”，就会搅得你心神不宁。那是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驱使你把你感情的世界撩一角给人看，给人的视力增添哪怕一点点的敏锐。你收获的是宁静。

　　终于明白的一天，是读到史铁生这样的文字：“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至自杀而写作。”读着这样的文字，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为“写作”写下的最为惊心动魄的解释吗？你还听过比这更强烈的精神拷问吗？世上还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说话呢？如果说当今冷寂的中国文坛，还有谁要感激的话，第一个该感激的，当是杰出的作家史铁生，是他艰难地摇着轮椅，“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他的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跟着他走过的道路，我不敢再看自己贫瘠的脚下。

　　史铁生是居住在自己内心的，他不做作，经常自谦“憨与愚”，把自己看得很轻。他的文字干练明净，绝不拖泥带水牵丝攀藤，是能让人立刻浸润其中而获得宁静和思想快乐的那种，是叫人打心底里下跪的。面对史铁生极其简洁的文字，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的矫饰与夸张。而当我们极度迷失的时候，阅读史铁生，我们很快就被引领到精神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的一生是堪做榜样的。

　　有人说，中国不缺少学者，但缺少思想者；中国不缺少作家，但缺少有道义感的作家。在我看来，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具道义感的思想广博而深湛的作家。在悲凉凄怆的现实面前（20出头“忽地残废了双腿”，后急性肾损伤，47岁时终致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史铁生也曾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终于发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当看到有些路单靠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时，他又终于豁然：“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他呼吁人“截断物欲的追逼”，活出爱，“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他“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写出了大量佳作名篇，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还有值得一读的东西，大半因为有了史铁生们的文字；只是这样的作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