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他乡与故乡 （陈贤迪 /摄）

    8月16日下午二时，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图书馆主办，“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他乡与故乡”在上海图书馆四楼多功能厅举行。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孙颙，秘书长臧建民，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何毅等和一些作家以及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报告会。

会议由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主持（陈贤迪 /摄）

    会议由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主持，加拿大女作家玛德莲·邓（Madeleine Thien）、日本女作家茅野裕城子（Chino Yukiko）和澳大利亚女作家盖尔·琼斯（Gail Jones）先后以“他乡与故乡”的主题演讲了文学和生活在他乡与故乡的联系和表现（讲话全文附后）。

    王安忆对三位女作家对讲话进行了点评，随后由听众自由提问。听众的提问非常踊跃，提问的角度和范围广泛，显示了听众们对与会的四位女作家和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四位女作家分别就听众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例如：2008上海写作计划对国外作家筛选的要求和标准等情况，三位外国女作家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三位外国女作家来上海后对上海的感受，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上海，三位外国女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情况，作家在什么生活情况下进行小说创作，生活与词汇的关系和变化，白人与土著民族的关系和地位，他乡与故乡的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他乡与故乡的哲学意义和矛盾，旅行和写作的关系，小说和虚构的关系，对日本文学的喜爱，对上海菜肴和对上海文化的感受，等等。

    三位外国女作家都对上海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表示非常惊讶，她们感受到了上海的生机和活力，感到到处都充满了创造性——不管是文学作品、艺术廊和参观过的各种高大建筑里面的各种展示。茅野裕城子感到上海比东京还要发达，“就像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感觉”。她们迫切的想深入了解这个城市每个个人内心发生的变化。

报告会现场。（陈贤迪 /摄）

报告厅座无虚席。（陈贤迪 摄）

    会场内座无虚席，连走道内都临时加满了座位，听众们对作家的演讲和回答不时报以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报告会结束后，许多听众涌上讲台，请四位女作家签名和合影留念，有的继续交流没有谈完的文学话题。      

王安忆为听众签名。（陈贤迪 /摄）

玛德莲·邓在为听众签名。（陈贤迪 /摄）

茅野裕城子为听众签名。（陈贤迪 /摄）

盖尔·琼斯为听众签名。（陈贤迪 /摄）

    附演讲全文：

母亲的衣裙

    玛德莲·邓 演讲全文

 玛德莲·邓

    我出生的城市使用多种语言。从唐人街到小印度区（印度聚居区），从葡萄牙飞地到日本城，语言种类形色混杂、不一而足。小时候我的整个世界就是温哥华。人行道上绽开的裂口，无需任何地图、指南我也心中有数的大街小巷，我都引以为豪。偌大的城市，以及它的边角小道，在我的脑海里都那么清晰而牢固，一如我对自己的了如指掌。

    1974年我父母途经马来西亚和香港来到温哥华。他们带来自己的语言：广东话，客家话，马来语，但是统统被英语的海洋所淹没。他们的记忆中也保留着不同的地图，九龙的，山打根的，斗湖的，墨尔本的，有的还记载着他们孩时玩迷宫游戏的那些胡同弄堂。

    我的朋友加拿大小说家拉维·哈格曾说过，“并不只是有钱人才有很多个家”。对我父母确实如此。他们身后留下了一长串的家，还有关于老房子、家族产业的记忆。亲人的通讯录也顾不得带上，走过的城市也只剩下回忆。几十年来，在温哥华，我父母，兄弟姐妹，连同我自己都过着变迁的生活。贫困、破产使父母不得不四处辗转，经常搬家。但是无论情况多糟，在每个新环境里我们都一直胸怀希望。厨房里陌生的洗槽，空空如也的柜橱，窗外的不同风景，样样充满神秘，浪漫动人，也给了我们东山再起的希望信心。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旧事了。2002年我母亲去逝，我在她的空房里闲转。那时我父母已分居多年，母亲在附近的郊区独自生活。葬礼过后，我站在她衣橱前，倚贴着她的衣服，呼吸着她的余香。我认出来好多她几十年前穿过的衣服，还有我曾趴在上面睡着的衬衫和我摆弄过的鞋子。

    在母亲的婚柜里，我还发现了她年轻时的裙子，而此前我从没见过：这些中式裙子，粉绿各异，圆角立领，精致华美。我将这些“旗袍”举过头顶，试着去穿，可对我这吃粮食喝牛奶长大的加拿大式的身板来说，它们都太小了。这些旗袍跟随母亲一路走来，从广东到马来西亚，穿过太平洋，来到满载希望的、我们曾住过的每座房子。但母亲从没打开给我们看过，有时我猜想是不是母亲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母亲的房里还有她儿时的书，那些写满中国故事，不乏文雅的大部头巨著。我不懂汉语，对书中内容和故事不得而知。我无法进入书中的世界，无法融入母亲曾经生活过的这个想象的空间。我只能将这些我穿不上的裙子，充满神秘诱惑而内容无从知晓的书本带在身边。也许这就是我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文学译作特别如饥似渴的原因吧。我想象这些书能引导我走向母亲已无力带我去的地方，能给我提供通往那个封闭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现在我的生活穿梭于亚洲与加拿大之间。由于经常走动，每年不断地又把新的家搁置脑后。老家自然是加拿大，它也是我内心一个打开的大箱子，是固定不动的，能容纳我收集到的所有至爱珍宝以及别处之美。在那里我的所有东西并排坐着，他们有时和谐融洽，有时不相协调。

    还有另一个意义上的家，我以前提过，是我通过写作而找到的家。

    “文学”，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写道，“从来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作家把自己关在屋里，先要经历内心旅程，数年之后，才会发现了文学的永恒规则：作家必须有艺术能力把自己的故事当作别人的来讲，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来讲，因为这就是文学。但是我们必须首先领略、阅读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书。”

    我是通过儿时的世界——温哥华以及加拿大文学才结缘写作生涯的。这些本土书籍不仅为我描绘了加拿大国境内的世界，也告诉了我个人经历能否跨越国界的种种方式。本土文学反复向我证明了，写作不仅没有边界，它还将边缘推向中央。它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隙缝，引向细节，引向英雄史诗的缺陷不足，引向每个人的多重自我。它给当下时代我们的共同经历增添了一座又一座的迷宫。

    我的家人不讲故事。确实，最重要的故事往往总是那些最不可能用语言讲出来的。我的世界是秘密的，我的父母——总是复杂并揣测不透的——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并不亲密。我们几乎从不互相吐露心事。为消除寂寞，自寻出路，我就一个劲把各种各样的故事往头脑中塞，贪婪地从图书馆抱回一摞又一摞的书来看，甚至不想还。我明白了作家就是保守秘密的人：不管是幻想的，还是真正的秘密。他们把我们散漫世界中的点滴碎屑收集起来。将生活缝合、协调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魔术。一种爱恋。

    文学无法拯救我们。它不能改变代表我们的政府，不能消灭种族主义、贫困、愚昧和痛苦。它只是许许多多语言中数不清的文字，而我们将他们抓在手中，并握上短暂的一刻。文学是嘈杂之音，个中趣味属于行走在世间乐于倾听的人们和读者，他们聆听并认可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自己是这些读者当中幸运的一员，不仅在加拿大，还在书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这个家疆土无垠，我的宝贝财富，不满情绪，统统都能够带回去。文学无法拯救我们，但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具危险，因为在文学里我们找到了质问、揭露、绝望、希望的空间。它提供给我们一座放飞想象的房子，一座满是这个真实而多变世界碎片的房子，一座充满不安忧虑的房子。

    这片不安的国度是我们作家的归宿。看到的世界、看不到的世界都令我们焦虑不已。我们自己另自己焦虑不已。

    小说家石黑一雄在他的巨著《别让我走》中是这样写的：“我看见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是的，它更科学、更有效。有更多的方法治好疾病。很好。但这是个残酷无情的世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紧紧闭着双眼，双手永抱着过去的那个友善的世界，一个她内心明白已经不再存在的世界，而她还是紧抓不放，恳求那个世界不要放开她的手。这是我所看见的。真的不是你，不是你做的，我知道。但是我看见你了，我的心碎了。我永不会忘记。”

    作家胸怀许多世界，许多个家。我想我们该顽强起来，坚定起来，抓牢这些世界和家园，别让它走。

    实际情况是，我属于许多地方。我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有过历史，而现在在加拿大有个家。事实上，有些人的家和我的家有天渊之别，有些人的信仰同我的思想明显有悖，但即使与他们我也找到了相通之处。文学是运动场，是辩论台，是戏剧院，是会客厅。没有它，我们只是孤独的众生，禁锢在各自的家里；没有它，我恐怕家也成了监牢。文字一直是我的出路，它是一条绳索，助我攀往不同制高点，远离自己，走近他人；文字也是一种方法，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将经历的荒漠赋予人性”。是这个家驱使着我来到这个世间，像个懵懂无知却又无所不知的孩子。

    茅野裕城子 演讲全文

 茅野裕城子

    当思考《故乡与他乡》这个题目时，我想不出“他乡”的具体形象，因为日语中我们用的多是“异乡”（远离家乡）这个词，“他乡”对我来说不甚熟悉，仿佛是指与我无关的，其他人的家乡。

    按照题目中的意义，我的第一个“他乡”是北海道的札幌。我是在东京出生并长大的。但在日本有个惯例，大小公司都会将员工送到远在外地的分公司工作几年再送回来。这叫做（転勤）驻外工作。我觉得这种工作体制广泛存在，只是在其他国家可能不太盛行。因为我听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保罗·安德烈（Paul Andre）讲授的日本电影课，在看过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的电影后，他解释过这种制度。但在日本这早已过时，现在只是家里的父亲独自离家走马上任，用日本话叫做单身赴任。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种体制，六岁时我们举家搬到札幌，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并发现自己是从骨子里爱上了四处旅行。那儿的房子，炉子，花儿，夹克，气候，一切都有别于东京。我特别喜欢。第二周我去当地小学上课，班上同学问我：“你是爱努族人吧？”六岁的我对北海道的历史一无所知。只好回答：不是，我是从东京来的。然后我就仔细观察班上的同学，发现两个女孩特别与众不同。她们眼睛又黑又圆，眉毛又弯又浓，像极了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知名的墨西哥女画家），肤色稍黑一些，不过我和她们长相确实挺像的。

    大家知道，爱努人是北海道的土著日本人，时至今日日本仍然存在对他们的歧视。但孩时的我只觉得爱努族的女孩子聪明可爱，美丽动人，我也曾想成为她们的一员。

    从那时起，北海道就成了我的“他乡”。它不是我的故乡，而是其他和我模样相仿的人的故乡。北海道的许多城市名、河流名、动植物名称都源自爱努族土著民语。这种语言发音很玄秘，每次我听到，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许久之前北海道尚无日本人，只有爱努人生活的情景。

    去年，我有机会见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女作家，据她们说她们的文化和爱努族十分相近，并说我长得特别像他们的亲戚朋友。

    我的小说《韩素音之月》，讲述了一个日本女孩九十年代初开始在北京学汉语的故事，以及两个国家两种语言之间的隔阂。主人公每天和出租车司机练习汉语，司机都问她：“你是哈萨克族人吧？”为什么都这样说呢？她开始对哈族文化产生兴趣，并假装自己就是哈族女孩子。现在我确信其实这个片段就是来自我六岁时在北海道的“他乡”经历。

    一说起中国和日本，大家不约而同，总想到两国时好时坏的历史关系，但有时候不妨换个方式思考，比如，想一想爱努族与哈萨克族其实本是同根，都生在遥远的北地。

    我的第二个“他乡”是纽约。 1964年我回到故乡东京（那年奥运会在东京举办），生活又发生了变化，我成了购物一族。我那一代的日本人很像现在北京上海的孩子，成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满脑子都是享受生活，买新奇时髦的玩意。

    1964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芭比娃娃，还有她的套装。我的购物生涯从此开始。几年前，我写的一本关于芭比娃娃的人种学书出版。最开始芭比娃娃一直是在日本制造的，前后持续十多年（1959-1972）， 那时日本产品价格都很便宜，质量也不好，但是Mattel美泰玩具公司认为日本人工作卖力，态度认真，因此决定在这里生产他们的新的玩具娃娃，并派一名日裔美人来协调所有事宜。这是二战后美日之间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新项目。

    在那时我个人，我朋友，许许多多小孩每周必给芭比娃娃买套装，每周也必给自己买新衣服，经常下馆子，去俱乐部，时不时为时尚杂志或旅游杂志写点东西。但基本上是无所事事，当时这就是社会潮流。我一二十岁的时候，所有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不干活挣钱，只是享受消费，花钱花个不停。没职业是大势所趋。（现在日本情况完全不同，许多年轻人都泡在网络室里读前沿的战争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八十年代时我这一代的日本人开始周游世界。在我看来，城市分两种：一种是即使第一次造访也觉得似曾相识，感觉好像已去过多次，像纽约、檀香山、圣保罗、北京、赫尔辛基等。另一类则相反，三番五次去也只是触碰到城市表面，如巴黎、首尔、洛杉矶、马德里和上海。

    我以前来过上海，多是从东京或北京过来，但总在同一酒店住宿，同一家餐馆吃饭，同一条街上散步，同一家咖啡厅停歇。所以这次上海之行是个好机会，它该转变角色，归入第一类城市当中去了。

    作家描写自己的故土家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我，东京太真实，太贴近自己的日常生活，使我无法下笔。逐渐成长为作家后，我才发现作家的生活一点也不令人兴奋。尽管身为东京作家，我不喜欢写那些离自己作家生活太近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故事里需要虚构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所有作品都选择第一类城市。在那里的生活是半真实半虚构的，令人十分舒适。记不清是Mishima Yukio三岛由纪夫还是Junichiro Tanizaki谷崎润一郎说过，在日本我们有一个叫做“次の間”的特殊空间，就是门廊和居室之间的隔间。

    传统的日本房子内外之间有个作用十分重要的小屋。在人们的想象中，它正处于天地之间，此世与彼世之间。于我而言，在第一类城市中生活，就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中生活，感觉就像睡在“次の間”这个隔间里。

    第一类城市中我的最爱是八十年代的纽约。它那个时候散发出的气息让我一下子着了迷。我去过那儿多次，呆上几个月，再回来，再去。那儿的艺术，股票市场与今天的上海是那么相似。我的朋友贝姬·鲍威尔Page Powell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波普艺术领袖，现代艺术家）的工作室“工厂”工作，她介绍我认识了诸多人士，包括安迪，还有Basquiat（涂鸦大师，美国艺术家巴斯奎特），Keith Haring（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凯斯·哈林），Tama Janowitz（纽约女作家塔玛·雅诺威茨），Susan Minot（美国女小作家苏珊·米诺特），Jay McInerney（美国作家杰·麦克伦尼）等等。那里有各种派对，夜总会，美术馆，所谓的“灯红酒绿”，我每天徜徉其中，呼吸着那个时代的纽约气息，不断得到灵感启发。

    我喜欢在纽约享受平凡人的生活。这种乐趣似乎无穷无尽。那里我结识了许多重要的朋友。比如，1991年逝世的著名日本小说家Kenji Nakagami中上健次，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也见过他本人。他那时也住在纽约，有时我们还一起出去。他喜欢亚洲文化和食物，所以我们常去第34街的韩国餐厅，一起唱卡拉OK。那时我自己还未去过韩国，但却从他对韩国的狂热喜爱中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相信是在纽约的那些日子我的写作生涯达到高峰。

    最近十年来，我多次参加亚洲作家会议，有机会游览了韩国及其他一些地方。每次去都令我深深怀念起八十年代中期34号街上那些便宜的餐馆夜晚营业时的景象。

    我的作品主要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以及荒唐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爱情纠葛。即使现在我最喜欢的作家仍是曼纽尔·普格Manuel Puig（阿根廷作家），我理想中的爱情就同他的爱情相似。因此，我将继续创作发生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座城市、两个人之间，有些奇怪的，误解百出的爱情故事。

    盖尔·琼斯 演讲全文

 盖尔·琼斯

    能够被邀在这座宏伟的图书大楼里讲话，我甚感荣幸。首先请允许我对上海市作家协会表示感谢，谢谢邀请我参观美丽的上海。另外，我想特别感谢主持今天报告会的尊敬的王安忆主席。

    在澳大利亚，正式场合或仪式一开始都要向传统的土地主人——土著澳大利亚人致敬，目前已成为一种风俗习惯。这种开明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一种道德演进的结果：现在大家知道了除了土著居民，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是在最近的二百年内从其他地方移入的（历史比中国短暂得多），移民的同时也给传统文化造成了破坏。尽管土著居民占澳大利亚总人口比重不到百分之三，人们也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人在澳洲大陆上连续生存长达六万年之久——比任何其他人类群落居住时间都长——并且他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丰富，理念缜密，值得尊敬。正式仪式上土著长者都会表示“欢迎来到这个国度”作为开场：这种友好态度反映了在澳大利亚移民和土著居民正在走向和解和谐。

    澳大利亚是后殖民地国家，它自身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统治的对象。征服与臣服交织在一起，写入澳大利亚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多层的，包括侵略——许多人都知道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用来流放罪犯，之后才成为殖民定居地，期间土著人遭受了剥削与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澳大利亚文化一直是多元的，而非英国式的，它在历史上欢迎接纳了一波又一波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比如，早在1803年就有中国人在澳居住的记录；十九世纪初期就有来自中国特别是福建的农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澳大利亚东南部发现金矿，当时来了约三万名中国矿工，主要来自广州。1851年，在澳大利亚主要城镇之一Bendigo，中国居民的比例达到近45%。在世界各地散居的中国人——原谅我用如此之多的数字——总数约为四千万。中国人对我国及其他地区的贡献一样，都是积极、深刻而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对悉尼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繁荣活跃的唐人街就在悉尼城市的中央。你们也可能知道我们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市长苏震西也是华裔，因为他出色的领导能力深受市民欢迎，2006年被授予“世界市长”的荣誉称号。现任环境部长，令人尊敬的黄英贤，同样是华裔澳人。我确信许多在座的听众也知道我们总理会说中文。澳大利亚许多进步人士都希望在新政府的努力下达成一种全新共识：澳大利亚位于亚洲，而非欧洲，我们的基本交流和首要利益都是与我们的近邻联系在一起的。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也有一段种族主义历史。1901年，我国宣告独立——在此之前它只是几个州省的集合——“白澳政策”自此开始实施。它旨在限制亚洲移民，原因一方面是亚洲人勤劳能干却接受较低的酬劳；另一方面是由于白种或欧洲人种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思想。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73年。因此澳大利亚建立自己民族身份的历史也是曲曲折折、较为复杂的——脱离英国，克服种族主义，学会尊重文化分歧。

    澳大利亚与众不同之处自然在于其土地及土著文化，这一点上澳大利亚移民要向土著居民多加学习。土著人从不说：“这片土地是我的”；而说“我属于这片土地”。他们极其自然地认为自然世界是神圣的，而他们只是土地守护者，必须履行职责，好好照看。这种关系也美得极富诗意，因为土著人的宗教，文化和故事都在土地上得以实践，得以体现。而移民的部分任务就是构建这种想象的关系，全力理解这种世界观的内涵和珍贵之处。澳大利亚殖民化之前土著语言超过250种，而现在仅存约16种，会使用者仅数千人。传统文化每况愈下这一事实是澳洲移民必须承认并努力挽救的。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公正，都经历过被压制的历史，都是逐渐成长才理解了什么是公民权利，澳大利亚并不例外。对土著群落的破坏也是一项特殊的政府政策造成的。这项政策实行于1910到1970年，土著家庭里肤色较浅的孩子被强行带走，留给家人无限悲伤和痛苦。这些被带走的土著孩子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今年2月13日，我们的新总理陆克文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对于土著居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正式表示道歉。这一非凡的时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普通百姓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以前讳莫如深的事情如今可以光明正大得到解决了。作为作家，我也被这个道歉深深打动，因为它昭示了文字的巨大力量。文化体现在字里行间，诸如赞扬、反对、欢庆、伸张正义、寻找证人与寻求理解。字斟字酌的道歉演说以及简单的一句“对不起”，都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和解精神，殖民化留下的创伤也得以继续弥合。我最新的一部小说《抱歉》，它的中文版即将发行，就是我自己基于失忆历史的一点心得和思索，这段历史已经忘记了前因后果，也无语描述民众生活中的暴行。

    再说些更个人化的事情。我童年有部分时间是在西澳西北部的一个偏远小镇Broome度过的，那里是亚裔和土著城镇，依靠珍珠工业发展（珍珠业工人是免除白澳政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珍珠价格高，小镇兴隆发达。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马来西亚人和菲律宾人住在那里。我还很小的时候，小镇就开始衰败，只剩大约一千人，其中四百属于白种人或欧洲人。能成长这样地方，我觉得十分有幸，因为自己属于少数的一类，能亲身感受亚洲本土多元文化的魅力。孩提时代，团结万岁，我并不懂种族差异竟也能成为友谊的障碍。我的最爱都源于这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比欧洲更吸引我。孩童的我就喜欢吃中国菜——比澳大利亚菜做的好吃多了——那个小镇的飘香风味，种种风俗至今我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每年十一月码头上燃放中国烟花时令人激动不已的景象；仿佛还能看到那五彩缤纷的火光在我们的欢叫声中像花朵一样绽放空中，然后逐渐消失于漆黑的海上。我喜欢坐在日本公墓前享受忧沉静谧，那里葬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潜水采珠人以及他们家人。我喜欢在澳大利亚最古老的露天影院——太阳电影院外叫卖的中国摊贩。我喜欢中国的杂货铺Tangs’ and Wings’，那里摆满我不认识的各式玩意，常印着红色的龙飞着的鹤等奇妙图案。对于孩子而言，这些只是充满了异域色彩，只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才明白其他民族的复杂性，他们作为劳工与移民的艰难经历，以及他们文化风俗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漂亮的图书馆，讲话结束之前我想再强调肯定一下书籍的重要作用，它帮助我们发挥想象，运用内心，跨越文化，理解彼此。知识总是片面不完整的，但是书籍里的故事给予我们的——他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心情，他人同我们一样为使生活富有意义而进行的不息奋斗——的确十分重要，是这样的想象把所有人拉近凝聚在一起。这里，我再一次感谢上海市图书馆，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给予了我今天发言机会，增进跨文化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