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莲·邓（加拿大作家）

玛德莲·邓洋山在深水港在纪念碑前。

（文学会馆资料图片）

    我出生的城市使用多种语言。从唐人街到小印度区，从葡萄牙飞地到日本城，语言种类形色混杂、不一而足。小时候我的整个世界就是温哥华。人行道上绽开的裂口，无需任何地图、指南我也心中有数的大街小巷。偌大的城市，以及它的边角小道，在我的脑海里都那么清晰而牢固，一如我对自己的了如指掌。

　　1974年我父母途经马来西亚和香港来到温哥华。他们带来自己的语言：广东话，客家话，马来语，但是统统被英语的海洋所淹没。他们的记忆中也保留着不同的地图，九龙的，山打根的，斗湖的，墨尔本的，有的还记载着他们孩时玩迷宫游戏的那些胡同弄堂。

　　我的朋友、加拿大小说家拉维哈格曾说过，“并不只是有钱人才有很多个家”。对我父母确实如此。他们身后留下了一长串的家，还有关于老房子、家族产业的记忆。亲人的通讯录也顾不得带上，走过的城市也只剩下回忆。几十年来，在温哥华，我父母，兄弟姐妹，连同我自己都过着变迁的生活。贫困、破产使父母不得不四处辗转，经常搬家。但是无论情况多糟，在每个新环境里我们都一直胸怀希望。厨房里陌生的洗槽，空空如也的柜橱，窗外的不同风景，样样充满神秘，浪漫动人，也给了我们东山再起的希望信心。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旧事了。2002年我母亲去世，我在她的空房里闲转。在母亲的婚柜里，我还发现了她年轻时的裙子，而此前我从没见过：这些中式裙子，粉绿各异，圆角立领，精致华美。我将这些“旗袍”举过头顶，试着去穿，可对我这吃粮食喝牛奶长大的加拿大式的身板来说，它们都太小了。这些旗袍跟随母亲一路走来，从广东到马来西亚，穿过太平洋，来到满载希望的、我们曾住过的每座房子。但母亲从没打开给我们看过，有时我猜想是不是母亲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现在我的生活穿梭于亚洲与加拿大之间。由于经常走动，每年不断地又把新的家搁置脑后。老家自然是加拿大，它也是我内心一个打开的大箱子，是固定不动的，能容纳我收集到的所有至爱珍宝以及别处之美。在那里我的所有东西并排坐着，他们有时和谐融洽，有时不相协调。

　　还有另一个意义上的家，我以前提过，是我通过写作而找到的家。

　　“文学”，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写道，“从来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作家把自己关在屋里，先要经历内心旅程，数年之后，才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则：作家必须有艺术能力把自己的故事当作别人的来讲，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来讲，因为这就是文学。但是我们必须首先领略、阅读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书。”

　　我是通过儿时的世界———温哥华以及加拿大文学才结缘写作生涯的。这些本土书籍不仅为我描绘了加拿大国境内的世界，也告诉了我个人经历能否跨越国界的种种方式。本土文学反复向我证明了，写作不仅没有边界，它还将边缘推向中央。它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隙缝，引向细节，引向英雄史诗的缺陷不足，引向每个人的多重自我。它给当下时代我们的共同经历增添了一座又一座的迷宫。

　　我的家人不讲故事。确实，最重要的故事往往总是那些最不可能用语言讲出来的。我的世界是秘密的，我的父母———总是复杂并揣测不透的———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并不亲密。我们几乎从不互相吐露心事。为消除寂寞，自寻出路，我就一个劲把各种各样的故事往头脑中塞，贪婪地从图书馆抱回一摞又一摞的书来看，甚至不想还。我明白了作家就是保守秘密的人：不管是幻想的，还是真正的秘密。他们把我们散漫世界中的点滴碎屑收集起来。将生活缝合、协调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魔术、一种爱恋。

　　我觉得自己是这些读者当中幸运的一员，不仅在加拿大，还在书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这个家疆土无垠，我的宝贝财富，不满情绪，统统都能够带回去。文学无法拯救我们，但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更有价值，因为在文学里我们找到了质问、揭露、绝望、希望的空间。这片不安的国度是我们作家的归宿。看到的世界、看不到的世界都令我们焦虑不已。我们自己令自己焦虑不已。

　　小说家石黑一雄在他的巨著《别让我走》中是这样写的：“我看见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紧紧闭着双眼，双手拥抱着过去的那个友善的世界，一个她内心明白已经不再存在的世界，而她还是紧抓不放，恳求那个世界不要放开她的手。”

　　实际情况是，我属于许多地方。文字一直是我的出路，它是一条绳索，助我攀往不同制高点，远离自己，走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