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七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报纸副刊始终是我最主要的园地，也结识了包括编辑在内的许多师友和文艺青年。尽管“文革”期间因在报刊发表的作品而饱受摧残和迫害，但这只是一个噩梦般的插曲，总的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在孤岛时期，在抗战后期的重庆，胜利后的上海，我也和《中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申报》的副刊关系较为密切，有些往事也写成专文发表。建国以后和《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副刊的许多交往也都写过，这里主要谈为《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今晚报》副刊写稿的往事。
    
    解放初期，我在华东文化部工作，被派到华东各省市的戏曲调查研究工作，接触到了从未听说过的戏曲剧种剧目，进入一个新奇艺术天地，收获甚丰。后来直接参加华东戏曲会演的选拔，实际也介入了艺术的加工、演员的优选等具体业务。华东会演正式开幕时，《文汇报》记者崔景泰要我对参加会演的37个剧种作一次全面介绍，发在副刊上，但篇幅限定不超过1500字。周围的人都觉得出了一道难题，我因为对这些剧种比较熟悉，就根据剧种类型作了综合性的介绍，题目为《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艺术海洋》，《文汇报》颇为满意，《新闻日报》也觉得简明清晰，两报同时在副刊发表了。会演结束之后，此文被收入《华东戏曲会演纪念刊》。
    
    另一稿件是1959年全国热烈宣传海瑞精神时和程十发合作的《海瑞》连环画。任务是当时《文汇报》总编陈虞孙布置的。陈老是我市文化局的老上级，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这套连环画不久被改版成年画，又作为我的《海瑞的故事》的插图。“文革”时，被造反派揪到上海博物馆开了一次批斗会，被斗者为徐平羽、李太成、周信芳、程十发和我。被批斗当然不是愉快的事情，但那次合作却是我和程十发愉快合作的良好开端，后来又继续合作了在《羊城晚报》发表的连环画《海主事直声震天下》和《阿Q正传》（我根据鲁迅先生原作分段落，由程十发设计画面）。
    
    “文革”结束后，《海瑞的故事》再版，又请程十发补画了两幅。我于1986年在齐鲁书社出版《中国戏曲探微》，封面上的莺莺与红娘的图以及书名题签都是程十发的手笔。
    
    我之所以成为《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作者，要深深感谢秦绿枝和胡澄清两位。我在华东文化部工作时，秦绿枝常来采访，并一再约我为“夜光杯”写稿，我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到报社和胡澄清作了一次长谈，决定根据我读的书极杂、跑的地方与接触的人都杂的情况，写点常识性兼有趣味性的短文。我用“布谷”笔名写了一篇《悟空姓车不姓孙》。刊出第二天，李太成局长跑进了艺术一处办公室，对我说：“老蒋！你翻出昨天的《新民晚报》副刊来，有人说悟空姓车不姓孙呢！”这句话引起了大家一阵大笑，李局长倒反弄糊涂了。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我写的，他也笑了。从这时候起，我知道很多领导也都很注意“夜光杯”。
    
    三年“自然灾害”时，《新民晚报》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当时“夜光杯”的几位作者：俞振飞、言慧珠夫妇、瞿蜕园、陈向平、陈振鹏和我。主人四位，赵超构致简短的欢迎词，感谢我们不计较菲薄的稿酬，为副刊提供了优秀而深受读者欢迎的稿件。其他三位主人是束纫秋、唐大郎、胡澄清。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到极点，有时咸菜都买不到，如今上了酒席台，真有点手足无措。但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办酒席。赵超构又作了说明，这次请客就是希望你们几位继续写出好的稿件，别无他意。放心敞开吃就是了。看来这次酒席报社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成，所以后来俞振飞希望也能办一桌时，赵超构就没有给以正面的答复。俞振飞知道难度大，没有再说下去。
    
    胡澄清始终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到1963、1964年时，《北京晚报》开始刊出署名马南村的专栏《燕山夜话》，虽以谈文谈史为主，却颇能切中时弊，文笔犀利简炼，有人说是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胡澄清找我商量，要求也在“夜光杯”辟一专栏。我再三说明自己的短处，最后商定，这个专栏以谈文学艺术的掌故为主，不一定要和现实有具体联系，专栏定名为“百花集”。我写了《佘太君的年纪》《诸葛亮的羽扇》等五篇样稿，很快就在《夜光杯》见报了，但是每月只有四篇左右，因为要写出一点新意，要发掘新材料，并不容易也。
    
    刚创刊不久的《羊城晚报》也派了记者李佐兴到上海，找我写专栏“文史小语”，每篇300字，对内容的学术性、趣味性要求更高，我也接受了。《伏生和蔡琰》《阮葵生值夜班的收获》等篇甚受报社重视。
    
    “百花集”和“文史小语”两个专栏分别写了数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夕才中止。20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今晚报》要求我写“日知录”专栏，我先后写了三四年之久才搁笔，共约百余篇。
    
    最后谈的一件是时间跨度相当长的事，我曾在“夜光杯”发了一篇极短小的乡土掌故：
    
    秦景明是明代上海的名医，不求功名，终其一生是布衣，他的诊断和用药都十分别致，往往能把绝症挽回过来，松江知府方谷城家里有人生病，也总是请他来医疗。
    
    秦景明到中年以后，对戏曲的兴趣特别好，每逢到病家去，就把女演员带去演唱戏曲，借以使病人心情欢畅，病也真的往往因此而容易好转起来。
    
    我寄稿子去的时候用的标题冗长，被胡澄清改成的《以戏代药》，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十分夺人眼球。亲友们读后有好几位来信来电话，说文章和题目都富有情趣。“文革”结束，《花城》主编苏晨向我组稿，出一本散文随笔集，我寄去的文章中包括了这篇最短的，苏晨觉得“以戏代药”四个字颇为醒目，建议用作书名，我完全同意，就这样办了。后来，日本汉学耆宿波多野太郎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从秦景明的医学实践中得到启发的事。